Q：人常言道「三十而立」，「30」不啻於象徵著人生中某個新階段的起始，故想請兩位分享關於自己的30歲？

▲趙政岷：30歲時當媒體記者，民國79年報禁開放，那是意氣風發的年代，充滿了各種新興的突破與視點，社會運動蓬勃，譬如採訪過30年前的中華路鐵路工人罷工運動，那時鐵路甚至尚未地下化，所以我的30歲正處於一個對未來充滿想像、希望的年代，覺得認真苦幹，明天一定會更好。

▲蕭詒徽：世界的資源是有限的，每個時代的資源會投注在某個語境；而人的容量也是有限的，在某個時代吸收了那個時代關注的語境之後、漸漸無法容納新的語境，最終無法與世界溝通。目前30歲的我覺得這就是老去的意思，只是我還沒抵達那種時期。

Q：兩位也帶來了代表自己的30歲的書，請問選書緣由？

▲趙政岷：首先是詹宏志的《創意人》（天下文化，1986），詹宏志寫這本書時也才30歲左右，因為那時我對「創意思考」正感興趣。再來是我在工商時報編輯的第一本書：《國建六年商機寶典》（工商時報，1991），那年代國家建設正大興土木，這本書將所有的生意祕笈蒐羅成冊，包括各縣市的新興建設與商機。

當時因為身在媒體，其實閱讀多是關於報業的書，所以選了《日本報業的奇蹟：日經新聞領先群雄的真相》（創意力文化，1986），讀到日本產業新聞記者被訓練成寧可犧牲獨家新聞、也不願領先某家公司的財務危機，避免直接導致企業倒閉的這件事印象深刻；還有《美國雜誌100年：建立永續的雜誌王朝》（三思堂，1995）、《時代七十年：一個傳播代表企業發展的無限可能》（天下文化，1993），都是與工作有關的書。

最後，是《讀者文摘傳奇》（智庫文化，1996），我曾採訪過讀者文摘的香港總部，《讀者文摘》有個特色：每則文章的末尾會附有一則笑話，稱作「玲瓏記」，原本是老闆因為覺得每次版面都有空幾行蠻浪費的，於是廣徵笑話來填版面，後來是為了笑話會刪主文，笑話稿費很高呢！一字一塊美金！自己也曾投稿過被錄用過一次。

▲蕭詒徽：我帶的書是劉宇昆的《隱娘》（新經典文化，2022），這是我滿30歲後遇到的一本書，我想，對於我們來說，有意義的物件不見得是因為時間久遠，一部份也是機遇，選這本書一方面想標誌我在30歲遇見這本書的隨機性，另一方面也符合對於30歲作為一種「中介狀態」的思考。以前總是沉浸在自己喜歡的事物當中，但愈趨接近30歲，愈意識到自己被視為中介者的角色，或許是編輯，或許是譯者，將美好但複雜的事物闡述給他人，不只吸收那個事物，也成為那個事物的觸媒，像是一個入口或一扇門。這本小說中有許多中介狀態的描寫，譬如在某顆異星球上，人類因為無法適應環境，於是著手改造下一代的生理機能，但另一方面又欲將人類古文明傳承給子嗣。異星球就是時代的隱喻，這本書提醒日後的我，更加意識到自我與時代之間的相處。

Q：請兩位分享與30歲相關的物件？

▲趙政岷：B.B.CALL 是以前跑新聞時必須靠它工作，還是菲利浦牌的喔！工商時報的稿紙，以前記者寫完稿後，手工一頁頁沾糨糊黏成一串，送到輸送機後再送到檢字房。接著是我在中國時報工作時，公司送給每個記者的紀念手錶，錶上刻著我的名字，這隻紀念錶上印的是早期中國時報一度想用在整個集團的LOGO，後來這個圖案就消失了，反倒是現在時報出版的LOGO留了下來，只能說以前報社的福利真好啊！

最後是天珠手串，這是我在六十歲農曆生日那天，在布達拉宮山腳下的店舖買的，提醒自己已經是30歲的兩倍年紀了。

▲蕭詒徽：第一樣是一些保健品：B群、葉黃素與複合發泡錠。我們希望身體能服膺意志，但越老身體越不聽從心靈，服用這些保健品，像是意志對付身體的手段，但這個手段卻像賄賂似的是對身體更好，我覺得這其中的雙面性很有趣。

第二樣是現代製作的新版卡帶隨身聽，我記得上次使用卡帶錄音機是國中時的作業，當我聽到手中這台機器開始放音樂時的微小電流聲，竟浮現一股鄉愁，但以前的機器真的也有電流干擾聲嗎？英文有個詞彙Anemoia，意思是Nostalgia For A Time You've Never Known──懷念自己不曾經歷過的時代，這台卡帶機一方面是我與上一代之間不存在的鄉愁連結，另一方面隔絕了我跟下一代的鄉愁體驗；至於今天帶的松田聖子專輯卡帶，則是我母親年輕時在唱片行打工時帶回家的，收藏至今保養得很好，也是一項時代的記徵。

Q：人常言道「三十而立」，「30」不啻於象徵著人生中某個新階段的起始，故想請兩位分享關於自己的30歲？

▲王榮文：24歲時受邀創業，一不小心當了老闆，30歲時已經很有錢了（笑）。今天帶了讓我賺進第一桶金的書《遠流活用英漢辭典》，這本書淨賺兩百萬，也因而30歲買了人生第一棟房。人有錢，就有底氣，就敢冒險，接著大套書《中國歷史演義全集》創造了新世代台灣出版產銷歷史的第一個奇蹟。

▲貓魚：即將抵達30歲時，彷彿是座門檻，即使在30歲前，自己就已篤定的想走插畫這條路，但對周遭很多人事物都抱著不確定感。22歲左右開始接案，過程中充滿困難，加上育兒的負擔，總有股有一搭沒一搭的恐慌，但到了30歲，已經確定自己不會後悔當初的選擇，即使得在超商打工，還是想要繼續畫插畫。

Q：兩位也帶來了代表自己的30歲的書，請問選書緣由？

▲王榮文：第一本是《遠流活用英漢辭典》（遠流，1979），此書多重意義、可以説台灣現代化出版前夕的許多故事。當時的出版人依法可以不顧外國版權、看到什麼好書，就可以拿來翻譯、出版。台灣洗刷海盜國家之名，是1992年6月12新著作權法上路，自此所有美國書都需要談授權，日本則遲至2002年。當然出版社在法律要求之前就率先簽約支付翻譯版稅並不少見，他們也許是基於道德的認知，也許是基於生意的考量。

《遠流活用英漢辭典》是當年去日本旅行時，在書店看到《活用英單一萬字》，驚為天人之下帶回台灣更名出版的。順應當時的產銷環境，特別商請吳靜吉博士做總策畫，請王謙一先生做美術設計，版權頁尤其可觀：因為不好意思直言本書乃為盜版，就起了個「觀念協助」的名詞，連原來的日方作者名字也放上去。一直到十年之後才走上從良之路，和研究社簽約付版稅。我帶了另兩本書，《青年的四個大夢》（遠流，1980）是國人著作沒有問題，但小說家黃春明編輯的《鄉土組曲：台灣民謠精選》（遠流，1976），幾年後面臨作詞作曲者的權益，版權清理很困難，這本書就沒辦法再版了。再談金庸，我是1979年30歲時認識金庸的，在那年遠景正式簽約合法出版之前，金庸小說在台灣和亞洲各地幾乎盜版盛行。當然，盜版為金庸開拓了廣大的讀者群，等到我們合法出版，用更好的設計與裝幀，更能吸引讀者紛紛回頭購買正版小說。

▲貓魚：《關係的追尋：克里希那穆提談人與世界的連結》（橡實文化，2022），之所以選這本書，是因為在30歲前對於人跟人的關係、以及如何定位自己的生存意義，感覺非常在意，讀這本書可以讓我停下來思考，自己也非常喜歡這名作者，他的許多著作我都有讀過。

Q：請兩位分享與30歲相關的物件？

▲王榮文：當年《青年的四個大夢》的廣告稿，以及遠流初期跟作者的合約，從中可以看出著作權給予作者的尊重，以及對出版者和作者雙方的影響；遠流是最早開展有期限合約的出版社，過去文星和水牛合約不是買斷就是永久出版。有限期的合約是出版社與作家彼此間的尊重與約定，作家是出版社最珍貴的資產，清楚的法律關係才可能建立良性的互動。作家應勇於釐清合約不清楚之處，了解彼此可能的選擇。研究出版合約，和研究出版產銷個案一樣，可以看到閲讀風貌、時代變遷、產業印記⋯。

▲貓魚：剛開始接案時常用的一盒蠟筆，如今已經有很多使用痕跡了；以及孩子小時候把自已親手做的積木送給我，是一個家的形狀；還有父親的念珠手串，象徵著認識自己並且追尋重要的事物，足以代表30歲前後的心情。

Q：請教王榮文先生，身為台北國際書展重要的推手與催生者，想請您談談當時台北國際書展成立的背景或過程？以及，您曾擔任台北書展基金會董事長，請您談談您心中的台北國際書展，以及對它的想像與期待？

▲王榮文：國際書展於1987年開始，當時政府的做法是招標委託給各出版社承辦， 官方色彩很濃厚；2004年成立書展基金會，2005基金會第一次舉辦第十三屆台北國際書展，同時希望打造一個永續經營的團隊、培養專業策展人。書展的目的是希望讓台灣跟全世界做朋友，前年全球疫情紛起，全世界同步思考彼此該如何交流，而我們也希望書展的董事成員有代表性、工作人員有專業性，依舊期盼書展能帶領台灣出版界轉型創新，扮演智庫角色，透過非營利組織型態，讓一流的研究人才跟出版業者一起討論未來。

書展能每年一度展現台灣出版能量的成果，書展期間外，基金會工作人員會帶台灣出版品參加法蘭克福、波隆納等各地書展，展現台灣出版實力。而董事會也希望基金會可以成為出版政策制定的智囊團，透過策展活動創新產業繁榮。每任董事長都會努力擴張這類業務，但基金會人力有限，除非有新資源介入和新的決心，不然原先的書展使命已是每年得面臨的巨大挑戰。

Q：今年是台北國際書展舉辦的第30屆，請貓魚與我們分享與書展相關的經驗、回憶？

▲貓魚：書展以前是與漫博會一起舉辦的，而從小熱愛漫畫的我，也因此認識了漫畫館隔壁的國際書展，發現展場內有更多樣的書，而無論在漫博會或書展，都可以見到活生生的、創造故事的作者，譬如《神劍闖江湖》作者和月伸宏也曾親臨書展，這對於讀者跟創作者都是很大的鼓勵。

Q：人常言道「三十而立」，「30」不啻於象徵著人生中某個新階段的起始，故想請兩位分享關於自己的30歲？

▲蘇正隆：「書林」於1977年創辦，在30歲時，也是「書林」轉虧為盈的轉捩點，不然有很長一段時間，都是靠自己做家教補貼公司開支。

1979年美麗島事件，1980年代時全國大舉禁書，但黨外雜誌蓬勃，也是反映人們渴望知識自由的時代，我每天都偷讀那些禁書到深夜。「書林」當時翻印很多思想性的英文書，進口書有特別管制，所以比原版書便宜。1985年7月10日公布了著作權法，外國著作必須申請著作權註冊，因而受到限制，反而更激發了社會求知若渴的風氣。這樣的風氣下，我扮演的角色是一個中介者，引介中西方重要的思想書進入台灣，書林成立首年出版《鄉土文學討論集》（書林，1978），回應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，由尉天驄編纂，當時國民黨打壓本土派作家，沒有出版社敢出這本書，當時初生之犢的我，就答應了下來，尉天驄一手負責全部的資料蒐集、編輯、校對，分文未取，那年代的人做事情就是這樣。

▲劉立：30歲時，感受周遭的人事物正在快速的改變，所以30歲於我更接近某種提醒，提醒自己也得做出改變，今年開始成為上班族，以前總以為劇本是可以一直自由接案過日子，現在則感覺要對社會有交代。

Q：兩位也帶來了代表自己的30歲的書，請問選書緣由？

▲蘇正隆：除了《鄉土文學討論集》，還有初版的《圍城》，當年也被列為禁書，此書一出，結婚當天就被警總抓走，從早訊問到晚上才放人。當時「書林」無法公開發印，我轉手由地下出版集團去盜印，不過警總依然咬定我是幕後黑手，等到1987年解嚴後，我馬上連絡錢鍾書，希望能出版他的著作，直到1989年，「書林」取回《圍城》版權重新排版、發行。

第二本是《夏綠蒂的網》（書林，1988）。1987年首次赴美，四處拜訪出版社洽談版權。當時此書是美國孩子的必讀之作，在台灣幾乎無人知曉。此書的主旨是尊重生命與生命教育，書中觀念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，也兩度翻拍成電影。我覺得書具有潛移默化的力量，遠勝於樣板的道德教訓。

再者是《最重要的100個英文字首字根》（書林，2018二版），這本書出乎意料地成功暢銷。「書林」其實是較為理想性的出版社，通俗書有其他出版社可以出版，而其他的冷門書則「書林」來出版。此書的作者是全世界第一位托福滿分者，專研英文字源，「書林」慎重以待地用國際水準製作這本作品。出版不久之後，作者因飛機失事去世了，其雙親有十幾年都可以從「書林」領到上百萬版稅。

▲劉立：胡波《遠處的拉莫》（寶瓶文化，2020）， 胡波是電影人也是小說家，他在29歲時結束生命，留下這部遺作與電影《大象席地而坐》。雖然他這麼年輕就離世，但他生前創作出這麼好的作品，30歲的我卻還沒有代表作，這本書提醒我要繼續努力，不斷創作與創新、走出自己的路。

Q：請兩位分享與30歲相關的物件？

▲蘇正隆：《魯拜集》（書林，1987），會出版此書完全是因緣巧合，當時在人間副刊上讀到方瑜教授的〈暮秋重讀《魯拜》〉乙文，被深深地觸動了，也起心動念，但始終未能成真。
某日，翁廷樞教授向我提起他收藏了一本奇書，那正是黃克孫翻譯的《魯拜集》，啟明書局民國40年的版本，我立刻商借來影印。黃克孫是年輕有為的物理學家、譯者兼詩人，他之所以翻譯魯拜的詩，是因為他二十多歲就讀博士班時，與周遭感覺隔絕且孤獨，這時他恰好讀到魯拜，驚為天人，一星期就翻出了101首，每首都是古詩體。此書出版後有件更神奇的事，當李遠哲獲諾貝爾獎之後，政府期待黃克孫能接續獲獎，國科會便找我打聽黃克孫的事蹟，並邀請他來台任訪問學者，我後來也曾在書林書店裡巧遇黃克孫本人，我不是迷信的人，但此書實在有著許多奇妙的機遇。

▲劉立：女朋友手作的青蛙地毯，以及自己做的陶製青蛙。自己特別喜歡青蛙，另外，我也帶了青山景的漫畫，小時候在我家旁邊有一家白鹿洞租書店，每天下課我就去看漫畫，幾乎把店內的漫畫都看過一次，那時候看到了青山景的《危險甜心》，之後大學時又在網路上看到他的《朝子的默示錄》。故事內容是一位菜鳥老師來到新班級任教，班級上的學生計畫著要組織一場邪教，老師試著阻止卻身陷兩難；這部作品只出了一集，因為青山景在32歲時於自宅結束生命，但最近我從漫畫店的出清書櫃裡找到了第二集《朝子的默示錄》，雖然故事還沒有完結，甚至只是剛開始，但可以窺見作者對於之後故事的草稿，對我來說的遺憾是無法看到後續的發展。

Q：請教蘇正隆先生，您曾擔任台北書展金會的董事，想請您談談您心中的台北國際書展，及對它的想像與期待？

▲蘇正隆：台北書展基金會成立宗旨有三項：促成「國際交流」、提升「出版機能」、開展「閱讀生活」。覺得應該更強化國際交流，而非國內的參觀數字。自己多次參與法蘭克福、倫敦、澳洲、美國、萊比錫等全球各地的書展，萊比錫跟澳洲是台灣可以跟進的模式，譬如萊比錫將國家級獎項結合書展活動，如果台灣結合金鼎獎與國際書展，則會吸引更多人，而萊比錫的德國圖書獎、促進了解歐洲讀書獎等獎項；比方說舉辦促進亞洲與世界文學的相關獎項，讓出版視野更寬廣。此外，國外書展會在現場介紹出版相關產業，直接放置POD機器現場運作，也邀請裝訂廠與紙廠、經銷商、印刷廠，都是台灣可以觀摩、學習之處。台灣出版業比較關心短期銷量，但我認為不要只看營業額，書展應該邀請出版界跟商業界的意見領袖共聚一堂，介紹彼此有意義的出版品，創造更多改編、創新、發行的機會，而非僅僅在書展攤位上塞滿書。

Q：今年是台北國際書展舉辦的第30屆，請劉立與我們分享與書展相關的經驗、回憶？

▲劉立：中學時較頻繁去書展，長大之後較常去夜店，如果做個比喻：我覺得書展像是書的盛大派對，有閱讀、演講、音樂表演等等，擴及書本以外的層面，讓閱讀變得更有趣寬廣。

Q：人常言道「三十而立」，「30」不啻於象徵著人生中某個新階段的起始，故想請兩位分享關於自己的30歲？

▲林載爵：在30歲前後，工作型態上建立一個新的模式，到現在為止都沒有改變。28歲時我進入聯經出版當企畫編輯，一年多後到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書，仍然沒有放棄出版，因此開啟了一面教書、同時當編輯的工作型態，對這兩種身份我始終樂在其中，透過角色的轉換結合自己的人文專長，也能經常接觸學者、作家，激盪出各種出版計畫。

▲韋蘺若明：在30歲時終於感覺到自己已經成年，經歷買房， 事業上也開始收穫，比起年輕時只知道追求夢想，沒有意識努力必須有計劃，30歲是更有規劃的階段。

Q：兩位也帶來了代表自己的30歲的書，請問選書緣由？

▲林載爵：我帶了余英時先生的《歷史與思想》（聯經，1976），此書與我的歷史背景緊密相關，也是所有人社學科工作者的必讀經典，出版30多年了，依然不斷再版。余先生的思想啟發我甚為深遠，包括歷史工作的專業、抱負、責任等，是我30歲階段最重要的一本著作。另外是大學時翻譯的《中國近百年經濟史》（華世，1978），此書是我大學時代翻譯工作上努力的成果。還有鍾曉陽的《停車暫借問》（三三，1981），此書是我30歲時非常喜愛的作品，一名18歲的女作家，竟然可以寫出這麼精彩的愛情故事，讓人印象深刻。

▲韋蘺若明：帶來又吉直樹的《火花》（三采，2016），這部作品主要在講追求夢想的過程，結局卻失敗收場。之所以被此書打動，是因為覺得30歲是一道門檻，29歲那年正處在低潮期，讀這本書淚流不止，作者讓我們看清自己的本質是平庸的，只要看清這點，反而能突破設限，更自由的逐夢。

Q：請兩位分享與30歲相關的物件？

▲林載爵：帶的物件也是書──《人道與天道》（《中國文化新論》之一），前述提及有很長一段時間同時在教書與當編輯，30歲時，我的出版生涯裡遇見一項任務，即是王惕吾先生希望能出版適合一般讀者的中國歷史文化書籍。這項任務交給了我，成果便是12冊的《中國文化新論》。這是一項非常浩大的編輯工程，邀請了96位當時正值青壯年的學者共同撰筆 每週六下午分組開會討論進度與題目，交換意見、修改與推進，過程整整持續兩年；這套書是目前為止我經歷過最繁大的出版工作，也是我出版生涯中最有意義的編輯代表作。

▲韋蘺若明：這是30歲時買的第一本塗鴉簿。從國小就開始畫畫，時常身邊都會帶著筆記本與塗鴉本，象徵著某種夢想的開端。另外還有去澳洲時買的咖啡杯，我30歲前後開始愛上咖啡，也喜歡收藏咖啡杯、親手烹煮咖啡，喝咖啡成為我開啟每一天的儀式。另外還有手錶，到了30歲，時間對我而言開始具有重要意義，手錶象徵著好的時間觀念與控管，提醒自己更要抓緊創作。

Q：請教林載爵先生，您曾擔任台北書展金會董事長，在期間致力於國際交流、推廣世界文學，您也於2011年獲頒法國藝術及文學勳章騎士勳位，想請您談談您心中的台北國際書展，以及對它的想像與期待？

▲林載爵：在2007～2010年間擔任台北書展基金會董事長，那時我心裡有一張藍圖，希望將書展的角色定位清晰，以求更廣大的發展。於是，將書展的重點界定為：華人社群最有意義、最有內容、最有特色的閱讀展覽，首先邀請了香港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等國的華文出版社與作者們一同參展，希望結合華人社群、發揮閱讀與出版的能量，因為許多限制無法邀請對岸的出版社，但已經接觸到東南亞國家，這是我認為自己在任職期間所做的最有意義的事。另外譬如邀請獨立出版社參展、提供他們展覽空間，也是頗具意義的，目的是希望書展能有嶄新的定位，能接納更有特色的出版社。

Q：今年是台北國際書展舉辦的第30屆，請韋蘺若明與我們分享與書展相關的經驗、回憶？

▲韋蘺若明：以前多半是為了漫畫館而去書展，趁著折扣大買漫畫，近年來我比較注意到的是獨立出版社的專區，每一年他們的展區規畫都非常悅目，今年我也一定會去書展看看。

Q：人常言道「三十而立」，「30」不啻於象徵著人生中某個新階段的起始，故想請兩位分享關於自己的30歲？

▲郝明義：大學畢業第二年開始工作，基層做了五年，從長橋出版社的特約翻譯成為編輯再當上主任，27歲時被挖角去做《2001雜誌》總編輯，30歲進中國生產力中心工作，負責《生產力雜誌》的改版革新，不只是管理編輯，還要負責一個利潤中心，所以在我30到31歲的這兩年，是人生的轉捩點，為下一個階段的工作做好準備；接著我就進《中國時報》工作，之後任職時報出版公司當總經理。我覺得自己的30歲是很幸運的。

▲信子：從小就想成為繪本作家，人生中總共只上班過一年，一直努力地畫繪本，也沒上過大學，不斷地自修、上課、去圖書館，像是不斷的爬著高山；而到了30歲，感覺自己有所改變，以往總是挫折於自己這麼認真創作，作品卻不如預期暢銷，但現在體會到自己是真心喜愛自己的作品，即使市場無法反應，但也收到許多讀者的鼓勵，發現創作並非要一直追求目標，而忽略周遭的美景。

Q：兩位也帶來了代表自己的30歲的書，請問選書緣由？

▲郝明義：這本書是自己所寫的：《工作DNA》（大塊文化，1999），裡面有一篇文章談到30歲之前不要計較的事情，算是我回顧那時的感觸。今天許多人出了社會之後，從基層到主管的歷程大幅縮短，創業也愈趨年輕化。但我回想過去，整整七年基層歷練的意義重大，所以覺得那個階段不要去計較工作的辛苦跟挑戰。理論上，求學是為了進社會工作，但所學與應用常有落差，出社會後往往公司才是真正的教室，進入全新的學習階段。尤其剛出社會時所養成的做事習慣與方法，對一個人影響深遠，因此基礎訓練的階段是非常關鍵的，應當要願意嘗試、挑戰、負責、做困難的事情，不要太計較報酬的比例。

▲信子：《別人是別人，我是我：《島耕作》之父弘兼憲史的生存美學》（天下文化，2015），此書恰好呼應我現在的心情，提醒自己不去跟別人比較，依照自己的步調、設定完成目標。我觀察到：台灣繪本的領域常聚焦在得獎與銷量上，但最重要的應該是創作是否能讓人感動並且開心，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回歸創作的初衷，用盡全力做到最好就夠了。

Q：請兩位分享與30歲相關的物件？

▲郝明義：我帶了1986年的《生產力雜誌》，30歲時負責改版這本雜誌，包括設計風格、內容等等，全盤規劃，因此組織了各方資源人才。那時市面上的商業雜誌很多，譬如天下、卓越、統領等，這些雜誌社通常以大型企業的報導為主，但我自己喜歡走和別人不同的路，想要用心去編一本專門以中小企業為對象的雜誌，因此最早強調「實戰的經營智慧」，後來也有其他出版社推出類似的商業書。當時的美術設計是劉開，攝影是何經泰，現在都是大師級了，當時更是一時之選的人才。那時《工商時報》發行人余範英小姐看到這本雜誌非常喜歡，我們因而結緣，她將我介紹給她的父親、《中國時報》創辦人余紀忠先生，也促成我往後去《中國時報》工作的機緣。


▲信子：帶來三本「信子の繪本獨立出版」的出版品，第一本是《我有一個新夢想》，故事講述一個喜歡畫繪本的小兔子，但隨著年齡增長，受到社會的期待跟影響，繪本之夢於是長期埋藏心底，等到工作結婚、事業有成後，才發覺人生似乎少了什麼，於是重拾繪本。我想人不一定要等到老了才找回自我，可以從現在就開始。第二本《希望樂園》的畫風是以往沒有的嘗試，用蠟筆跟墨汁營造陰暗詭譎的視覺感；故事講述外星人帶著森林中的動物們來到異星球參觀，異星球的城市裡有各種好玩先進的事物，但若想玩樂就得努力工作，這個故事與我以前上班的工作相關，以前是商業設計師，專門設計讓消費者產生購買慾的產品，但人其實不需要太多物質。第三本是《每天都想說愛你》，這本書的主題是愛與溫暖，也是以小兔子為主角；我很喜歡一本小書叫做《我喜歡你》，書中每一頁都在說主角多麼喜歡身邊的人事物，所以我也想寫一個愛的故事；每個人對愛的詮釋都不同，我的詮釋是：愛就是隨時感謝身邊的人事物，並且勇於表達自己的心情。

Q：請教郝明義先生，身為台北國際書展重要的推手與催生者，想請您談談當時台北國際書展成立的背景或過程？以及，您曾擔任台北書展金會董事長，請您談談您心中的台北國際書展，以及對它的想像與期待？

▲郝明義：最早，台北國際書展是只展不售的。直到我1996年在時報文化任內，接受新聞局委託策劃第五屆台北國際書展時，正式開放一般讀者參與，從此確立書展是可以版權交易與書籍銷售並行的。
由於以往的書展每屆更換承辦單位，每屆書展方向跟做法各有設計，加上每屆承辦單位都只能在得標後才開始規劃，時間上根本來不及，也無從積存舉辦書展的經驗和人才，因此我們決定敦促政府成立台北書展基金會，唯有長期固定的承辦單位，才可能培養一貫性策略與定位，並累積人才與經驗，也方便取得國際上的聯絡和資源。我們都希望書展能具有國際性，但全世界書展何其多，而台北國際書展的發展目標之一，是希望可以成為亞洲的區域性重要書展。尤其，不管是地理位置或是文化特色，台北在亞洲都站在一個關鍵性位置上。我認為台北國際書展不必妄自菲薄，可以扮演一扇窗戶，讓國際看見台灣、台灣看見國際，體現亞洲的特色與閱讀代表性。當然，隨著近年數位及各種新閱讀型態的出現，我們也應思考，如何打開紙本書與網路、數位閱聽的各種聯結，結合新的閱讀型態來推動書展。這是新挑戰，也是新機會。

Q：今年是台北國際書展舉辦的第30屆，請信子與我們分享與書展相關的經驗、回憶？

▲信子：我幾乎都會參觀每一屆書展，以往大多是逛童書館，近年則看到書展現場有直播室，在直播室那邊看見繪本作家賴嘉綾介紹法國插畫家湯米．溫格爾的作品和人生，對我來說是很新奇的體驗。